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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寿祺，字景昌，四川邻水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教育家。

1927年9月，熊寿祺参加秋收起义，在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一团参谋处当服务员。三湾改编后，作为士兵代表当选为前委委员，参与井冈山斗争中重大决策。1928年5月，红四军正式成立后，任红四军第十师二十八团一营党代表。

1929年1月，熊寿祺随红四军主力一道转战赣南闽西，参加了攻打宁都和大柏地战斗。3月红四军攻下长汀后，对部队进行整编，把团的建制改为纵队。熊寿祺任第一纵队第一支队党代表。4月1日，熊寿祺率部返回赣南，分兵发动群众。

5月，熊寿祺率部跟随红四军主力第二次人闽，直驱闽西腹地龙岩。5月23日，红四军第一次打下龙岩后，熊寿祺率部在龙岩周边开展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活动。6月18日，红四军决定第三次攻打龙岩城，熊寿祺参加了由朱德在小池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与朱云卿、伍中豪、萧克等共同研究和部署了三打龙岩的战斗。19日凌晨，熊寿祺指挥第一纵队第一支队作前锋，战斗在最前沿。这次战斗全歼龙岩守敌陈国辉旅。打下龙岩后，熊寿祺升任第一纵队党代表。

6月22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公民小学召开，熊寿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对建党建军的根本原则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由于会议准备不充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许多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熊寿祺从参加秋收起义以来，便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作，他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许多主张:如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代表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部队要做群众工作、要建立根据地等。这些主张经过实践证明都是很好的。因此，在“七大”会议上，熊寿祺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且心平气和地讲道理、研究问题。在这次会上，熊寿祺继续当选为前委委员。

6月底，红四军前委决定开展分兵活动，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熊寿祺率领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共同在永定、龙岩等县分兵。他提出“一纵队不是福建人，但一定要在短期内变成福建人”。“一切都要熟悉”。“各部分的工作路线是深入群众，迅速帮助群众分田,建立苏维埃政府，组织并训练赤卫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一纵队的士兵团群众的关系搞好了，他们帮助群众割禾，群众都很喜欢他们。

9月21日，熊寿祺率领第一纵队和二、三纵队及上杭民众一万多人，打跨土著军阀郭凤鸣部，攻占“铁上杭”。是为红军最大的一次胜利，并把根据地扩大到武平。

攻下上杭城后，红四军前委在上杭县城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熊寿祺再次当选为前委委员，出任前委秘书长，协助朱德处理前委日常工作。

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1930年时任红四军代理军委书记的熊寿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出一个结论。举个例子，为了确定红军法规中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整整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八大”在熙熙攘攘中吵了三天，毫无结果地结束了。这次会议用事实证明，削弱竞对军队的领导、实行极端民主制后，即使是像红四军这样的雄师劲旅也会变成一支没有统一意志和铁的纪律的“乌合之众”。会后，熊寿祺还和郭化若、彭祜三人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到前委主持工作。但毛泽东说:“现在我不好出来”。仍留在闽西一面养病，一面指导地方工作。

10月，熊寿祺随同红四军主力前往东江。出击东江失利后，于11月初回师闽西。12月初，根据红四军前委的决定，熊寿祺随部队进驻连城新泉，参加军事和政治整训。中旬红四军主力又进驻古田，继续为召开红四军党的“九大”作准备。

在此期间，毛泽东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他亲自召开纵队、支队、大队干部会议,了解情况,分析问题,提出意见。并由前委召集支队以上的书记、宣传、组织等干部开会，起草各种大会提案，为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熊寿祺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些会议，积极反映了部队存在的问题，并跟随毛泽东作了搜集、整理材料和起草“九大决议案”的工作。

12月28日，熊寿祺出席了在古田廖氏宗祠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并当选为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候补委员，会后继续留在前委协助毛泽东处理日常工作。

1930年2月，熊寿祺任红四军代理军委书记、代理政治委员。4月，作为红四军及闽赣苏区代表，应邀到上海出席全国第一次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熊寿祺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详细地向中央汇报了苏区工作以及朱毛红军的情况，并写出《红军第四军状况》，报告分六个方面:一、四军行动之经过。二、行动的原则与作战路线。三、扩大红军与武装地方工作。四、军队组织现状与党的工作。五、政治组织现状与政治工作。六、党的组织现状与党的工作。全面正确地阐述了红四军坚持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路线的实践经验。

5月16日，他将报告送给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后，李立三几次找他谈话，说现在要把每一支枪都集中起来，扩大红军，攻打大城市，夺取一省两省的首先胜利。他还要求熊寿祺开会时按他的意见发言，不要介绍毛泽东的那一套做法。但熊寿祺认为，毛泽东的做法是正确的，他坚持了毛泽东的主张，抵制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如实地向大会报告了红四军在闽赣边区的斗争情况和毛泽东提出的正确路线、方针。

5月20日，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胜利开幕。中央秘书长李立三代表中央主持会议，熊寿祺和项英、林育南、滕代远、邓小平、何长工等出席了会议，并分别在会上作了发言。他在发言中详细介绍了红四军自1929年7月以来的做法，特别是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建党建军思想，但迫于当时的压力，熊寿祺在最后也表示:“目前革命形势有这样的转变，党的策略亦有这样剧烈的转变,要猛烈扩大红军,四军接受这种转变的路线。”

6月初，熊寿祺在党中央的安排下，通过秘密交通，从上海乘船至厦门，辗转回苏区。6月中旬，他由厦门到漳州，在城区河中一家坐家船上过夜，准备次日由饶平、永定转汀州回军，不料情况突变，清晨一起床，岸上即有便衣和警察多人把守。熊寿祺和船上其他人全部被捕，被押往漳州公安局。

面对敌人的审讯，熊寿祺只承认自己是广东饶平人，是个读书人,放假至漳州探望朋友，现在返回饶平。敌人不信，用刑逼供，他仍不改前供，敌人无计可施，只得继续将他关押。

后来，由于船上的负责人叛变了，说熊寿祺是由外地到苏区投军的，不是饶平学生。熊寿祺急中生智，将计就计说:“我是学习区上海一个穷学生，四川人，在上海失学，得到同乡介绍往苏区找人安排工作的。”由于熊寿祺身上无文件，年青貌似学生，那个叛徒只知道他是去苏区的，其他情况一概不知。敌人便相信了。12月底派人押往厦门开赴上海的轮船上，驱逐出境。熊寿祺到上海后，因交通联络被破坏，没能返回苏区。从此，熊寿祺离开了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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